2020.04研討會流程

日期：2020.4.12(日)
時間：上午9:00~下午4:00
地點：小樹屋北車B(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7號9樓900室)
因疫情影響，研討會除主持人及與談人現場參與外，報名者皆使用Jitsi Meet會議軟體線上參與。
(Jitsi Meet 使用方式，請參閱研討會—線上參會指南說明)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與談人
09:00~9:30	報到	測量體溫與酒精洗手消毒
9:30~10:40	上午第一場 幼教免抽籤的迫切需求與 學前教育公共化的機會之窗	丁志仁 吳財順、家長代表
10:40~10:50	休 息
10:50~11:50	上午第二場 各界交換意見	現場及線上與會 預提問題及意見
11:50~13:00	午餐	披薩
13:00~14:00	下午第一場 他山之石：法國、德國與日本	王兆慶
14:00~14:50	下午第二場 學前教育公共化的願景與作為： 公幼、非營利、國教署	楊逸飛(公幼代表) 陳惠菁(非營利幼兒園代表)
14:50~15:40	下午第三場 綜合座談	現場及線上與會 提問及意見分享
15:40~16:00	賦歸	場地復原

防疫措施

1. 當天入場參與需量測體溫和手部消毒，體溫高於37.5度，將謝絕進入會場，並請您立即就醫。
2. 正值新型冠狀病毒防疫期間，當天會場不開放小孩入場，敬請見諒。
3. 當天會請勿任意更動座位，本會議採梅花座，座位間隔依照規定保持1公尺距離。
4. 當天會場應全程配戴口罩，室內場域所有窗戶與電風扇全部打開，保持通風。

學前教育公共化的機會之窗

>什麼是公共服務

台灣的教育公共化聯盟曾對公共化提出三個判準要件：

1. 平等參與
2. 公益規準
3. 公部門一定比重的經費投入，此要件可簡稱為共同負擔要件

此外運作公共服務也應該服膺以下兩個原則：

1. 公開透明
2. 權責相符

依照這一組判準，目前政府所推出的「準公共化托育」其實是還不是「公共化托育」，其基本立場是把學前教育當成一個商品市場，國庫經費以接近「教育券」的方式，挹注到這個商品市場來。

依照各國在教育領域中實施「教育券」的經驗，這樣子做，會導致兩個結果：

1. 越高社經的家庭，越容易取得並享用政府資源，這使得不同社經階層的教育機會落差擴大，違反「平等參與」原則。
2. 學前教育的內涵，會被「商業利益」牽著鼻子走，逐漸偏離公益規準。

符合學前教育公共化的正確解方應該是：從五歲開始，逐步推動「公共化幼兒園」，用八年的時間做到 3~5 歲兒童皆可以免抽簽進入「公共化幼兒園」及托育中心。

壹、為什麼要推動「學前教育公共化」

在台灣，就讀私立幼兒園的成本相當昂貴，優質的私立幼兒園一個月動輒就要花上一萬多元。反之，如果希望孩子進入平價、優質與近便的公幼或非營利幼兒園，卻必須抽籤、排隊，比考大學還要困難。

根本原因是，台灣的公共化幼兒園(公幼與非營利)相當不足，就讀名額與私立幼兒園相比，是懸殊的「3:7」。由於公共化幼兒園名額不足，只能優先提供給弱勢家庭，私立幼兒園又只有經濟優勢家庭才能就讀。一般中產階級的家庭，於是成為了犧牲品，變成幼教體制的孤兒。

反觀國際：學前教育公共化——由政府主責提供大量的公共化幼兒園名額，早已成為主流。特別是OECD國家，他們的幼兒園平均公私比是「7:3」，與台灣剛好相反！原因是，先進國家咸認為，透過公共投資打造幼兒托育服務建設，形成優質(Accountable)、平價(Affordable)、普及(Accessible)的服務體系，有助於社會經濟發展。學前教育公共化的「3A」特徵，能夠消弭家庭教育的不平等、普及提升幼兒發展，支持青年女性就業、緩解少子女化的多重效果。

貳、以五歲模型推估「學前教育公共化」需要多少錢

要推估2~5歲「學前教育公共化」的經費規模，可以先以五歲一年為模型，再去設算2~5歲的總經費。

※另有一次性支出：改建幼兒兒園教室，每間教室改建經費 100 萬，每年級為 67.5 億，之後每年編列折舊與修繕費用。

依上圖，我們將五歲「公共化幼兒園」經費設算分成四大部分：

一、直接人事費

1. 每一年齡層幼童估為 18 萬人。
2. 入園率估為 90% 。
3. 平均每班人數為 25 人。(有人主張 20人，待討論)
   計算下來全台共須 6750 班
4. 每班編配兩位「學前教育工作人員」擔任教育的工作。
5. 每位「學前教育工作人員」的基本月薪設為 4 萬，外加勞保、健保、勞退暨一個月工作獎金，須乘 1.354 倍。
   得到每師每年的基本人事費為 64.56 萬。
6. 並同時要準備每位老師離職給與，自願離職時不用給與，資遣時須給與月薪 4 萬，退撫的人每年適當的所得替代率來算(0.72)，估計國庫每年再分擔準備金 30 萬(不含個人提存的準備金 7.5 萬)。
   本推計採高推計 30 萬。如能採取個人帳戶制則最理想，自願離職與資遣都能帶走個人帳戶中的儲金。
   總的原則是：不衍生未來的隱藏債務。
7. 以每 10 名教育人員，配置兩位行政人員的比例處理各項第一線服務工作。
   估計每年人事費約須 153.19 億。

二、現場設施

1. 以兩班為一園，約 3375 園。
2. 每園每年水費 2 萬。
3. 每園每年電費 14.4 萬。
4. 每園每年瓦斯費 3 萬。
5. 每生每年修繕費 1400 元，每園每年修繕費 6.72 萬

(2+14.4+3+6.72)×3375園 = 26.12萬×3375園 = 8.82 億

三、房舍折舊

1. 公共化幼兒園以運用現有土地、房舍為原則，不另估土地購置與營建費用
2. 每班估常態使用一間教室
3. 每間教室或辦公室的折舊估為每年 3 萬
4. 每 10 間教室再加估 1 間其他空間

3萬×6750班×1.1倍 = 2.23 億

四、政府行政經費

前三部分經費總和為 164.23 億，以其十分之一 16.42 億為政府行政經費，用以支持：

1. 養成「學前教育工作人員」
2. 維運學前教育視導
3. 協調預算就位與房舍取得

小結

合計上述四大項目，五歲公共化幼兒園方案每年約需 180.65 億。以此推估 2~5 歲的學前教育公共化，每年約須 620億的支出，如果再加上一歲的托兒中心，整個經費將達每年 700 億。

從設算架構來看，本聯盟的公共化幼兒園方案有以下特性：

1. 非強制入學，是「人民的權利，政府的義務」。
2. 平等參與、公益規準、公部門負擔經費，是真正的公共化。
3. 運用「教育是精神國防」時期(該時期每年學童人數 40 萬)，將國中小平均鋪到全國每一個角落的遺惠。
4. 學前教育人員的勞動條件高於非營利幼兒園，但不如教師及公務員。
5. 學生學習條件遠高於目前。

2019年教育部在學前教育的預算

1. 公立幼兒園：13億
   • 一般家庭：免學費
   • 低收入、中低收入家庭：免繳費用
2. 非營利幼兒園：17億
   • 每人每月繳 3500 元以下。
   • 第三名子女每人每月繳 2500 元以下。
   • 低收入、中低收入家庭：免繳費用
3. 準公共教保，給私幼：47億
   • 一般家庭：每人每月繳 4500 元以下。
   • 第三名子女每人每月繳 3500 元以下。
   • 低收入、中低收入家庭：免繳費用
4. 擴大發放育兒津貼，2~4歲，綜所稅率未達 20%：61億
   • 每人每月發 2500 元。
   • 第三名子女每人每月加發 1000 元以下。

參、財務推動路徑

右圖是民國 95~114 年，政府年收入與教育經費之間的變化：

1. 我國法律對政府編列教育預算定有下限，只能編更高，不能編更低。這個下限以政府前三年歲入淨額乘以一定比例，此比例在民國 100 年是 21.5% ，目前是 23% 。
2. 台灣政府的租稅負擔率常年佔 GDP 的 13%
3. 歲入淨額不含舉債收入，教育經費沒有要舉債辦教育。
4. 由於這種制度設計，只要政府收入增加(不管支出是不是也增加)，教育經費編列下限就會跟著水漲船高。
5. 最上方為政府歲入，唯一的凹陷是 2008 金融海嘯，除金融海嘯外政府收入會自然成長。如民國 92 年是 1.85 兆， 112 年增為 3.89 兆二十年間增加 20409 億。
6. 造成教育經費數量及增長斜率約為政府歲入的 ⅕ ，教育經費長期而言年增 228 億，每 4.4 年要增加約 1000 億，如果以現在的增幅，每兩年教育經費的應分擔數兩年就會增加 1000 億。
7. 教育經費下限在民國 95 年是 4019 億，二十年後的民國 114 年是 8357 億。增加了 4338 億。
8. 行政院一般教育補助一直維持在每年 500~600 億(均貧富)。

由於政府歲入逐年升高，過去 20 年間，教育經費法定下限每 4.4 年會提高約 1000 億。過去「去化」新增教育經費有以下途徑：

1. 12年國教
2. 降低每班學生人數
3. 增加每班教師編制
4. 節節升高的退撫支出(已踩剎車)
5. 充裕水電
6. 網路與資訊建設(這一輪尚閒置)
7. 為國中小學生每班教室裝冷氣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買了大量的平板電腦
9. 不排富，定額補助私立大學生與高中生學費
10. 近年大量以津貼(教育券)方式補助學前教育

此時推動學前教育公共化，公校導入自主學習，正是時機：

1. 應修改《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建置中央教育發展基金。
2. 中央與地方政府應分工合作配置學前教育公共化之經費––透過教育經費基本需求差短補助，各縣市負擔公共學前教育的基本部分，其差短部分由行政院一般教育補助中予以補足。

我們建議增加《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第十三條的第二項為：「中央政府得設立中央教育發展基金，應專帳管理，教育部主管預算於年度終了時應將預算賸餘滾存於基金，供未來年度繼續使用。其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其作用為：

1. 中央的財源可以支持地方的教育需求。
2. 建置學前教育公共化的財源籌措可以混搭年度預算與基金預算，使跨年規畫容易落實。
3. 可以管理公庫財源，也可以管理非公庫財源。
4. 每年教育經費法定下限得以滿足。
5. 運用經費時不必急於每年用光，撙節使用可以滾存到來年最有效益的時間點來執行。

肆、專法

我們主張立專法跨黨派推進學前教育公共化，對我國有以下的好處：

• 對國家的明顯益處
  1. 提升國民人力素質，學前教育 CP 值最高
  2. 提高婦女勞動參與率，增加 GDP ，補注勞動力不足，有助兩性平權，避開貧窮陷阱
  3. 提高生育率
• 對國民的明顯益處
  1. 由專業且可信賴的人士協助幼兒照顧，可提升家庭與幼兒之福祉。(兒童早期發展)
  2. 減輕家庭經濟負擔，降低家庭經濟風險。(脫貧)
  3. 改善家庭中的女性地位。

伍、以公民推動學前教育公共化

-----(一)基礎建設-----

1. 聚集工作小組(目前有：丁志仁、任懷鳴、顏振寧、張仁彰…，會再先邀老伙伴及 4.12 的與會者 )
   • 建立討論週期與輪值主持制度
   • 帶領海星培力的實習人員
2. 研擬修法及配套行政命令的草案
3. 強化地方政府學前教育推動能量的規畫設計與預算設算
4. 透過大型研討會與全社會溝通
5. 取得基本行政支援
   • 聚會場地
   • 辦公場地
   • 開設專戶(目前由振鐸學會提供)
   • 已租賃伺服器 gogopublic.net
6. 待募得初期活動經費
7. 聘請兼職行政人力
8. 匯集工作小組成員人脈，建立工作小組內部與外部聯繫網絡
9. 架設並維運活動官網
10. 建置支持者簡便的支持形式，如連署、小額捐款
11. 推舉志工團召集人並規畫志工團分成三組：
    • 倡議組
    • 募款組
    • 活動組
12. 招聘並管理工讀生
13. 建立文教線記者的通訊資料庫
    -----(二)爭取立委-----
14. 對立委候選人寄出研討會邀函與連署邀約
15. 與立委合作提出修法草案
16. 與立委合作安排造勢活動，如辦理公聽會等
17. 游說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員會召委安排審查會
18. 持續公民連署以維持立法推動的溫度
19. 適時致贈感謝狀給協助我們之立委
    -----(三)爭取民眾-----
20. 舉辦以「幼教免抽籤」為主題之研討會
21. 號召支持者組成社群，並維持活動
22. 號召並維運志工團
23. 志工團為志工舉辦沙龍，培力「客廳會」人才
24. 發動公民連署並長期持續進行
25. 建立客廳會(小型說明會)的定義、流程
    • 客廳會為時 2~3 小時，可在週間晚上或假日舉辦
    • 人數約 10~20 人，也可以少於 10 人。
    • 主辦者為社群志工，上官網登記後索取手冊，或隨選列印手冊。手冊內有公民連署的 QR code 。
    • 客廳會的費用由主辦者自行吸收，是一種公益奉獻的行為。
26. 實作官網客廳會手冊隨選列印功能
27. 準備可供散布的短片、懶人包，並置於官網上。
28. 定期舉辦沙龍培力客廳會主持人
    -----(四)與教育部溝通-----
29. 找「大咖」認同並協助修法
30. 合併大咖與教育部長官邀約行程，插入「幼教免抽籤」議題
31. 與教育部科級承辦人對話，共同針對可能的流弊安排防範作為
32. 爭取教育部為立法院審查本案詢答時，採取建設性的立場。如願提出教育部版本則更好。
    -----(五)與主要教育社運團體溝通-----
33. 寫信給各主要教育社運團體的關鍵人物，爭取其了解與認同
    • 教師職業團體
    • 家長團體
    • 教師專業團體
    • 其他實驗教育相關團體
    • 特殊學習需求家庭團體
34. 與其他實驗教育相關團體進行批次性溝通
    -----(六)與地方政府溝通-----
35. 在全國各地舉辦一定場次的分區座談
36. 透過大咖爭取部分地方政府教育局處長的認同與支持
    -----(七)與非營利幼兒園/公幼溝通-----
37. 協力扶持友善的非營利幼兒園/公幼團體
38. 找出真心實意支持本案的園長
    -----(八)醞釀未來的學前教育公共化支持平台-----
39. 蒐集各種有用的申設藍本
40. 維繫「幼保師」自我培力系統
41. 定期舉辦交流活動，溝通各籌備團隊動態
42. 蒐羅非獨佔、可分享的課程與輔導資源
43. 支持境內外交流
    -----(九)募款-----
44. 由志工的親友當中，找尋有無願意捐款得到租稅優待的店家
45. 持續匯集小額捐款，維運兼職行政資源

陸、搞四年、選「學前教育公化」當下一屆總統

1. 研究案第一期延到 6 月底結案，國教署欣然接受。
2. 4.12 辦研討會建議可以約吳財順。
3. 4月，馬上邀集各方團體，湊出「推動小組」。
4. 四月至五月將推動小組發展到志工團。
5. 在今年疫情收歛後辦 20 場地方座談。
6. 準備預備讓推動小組和志工組織運作四年。

以活動帶動準備

1. 活動能讓參與者將「公共議題」的優先順位，從諸多生活事宜排序中調高。
2. 活動能對「準備工作是否到位」進行壓力測試。
3. 活動能讓各方側目，提供更高的能見度，轉化成政治上的支持力量。
4. 活動能培養核心成員與志工的革命情感與士氣。

成功的條件

1. 讓很多人相信會成功，形成「自我實現的預言」。萬人相信立法會過，立法就會通過。
2. 持續維運「收納」「餅乾屑」的核心和平台。
3. 對關鍵性大咖要進行「針對性的運用」。

他山之石-法國

1.國家和教會之間對於教育的衝突，是早期歐洲形成家庭政策與公共托育的背景力量。幼兒園覆蓋率高於80%的國家，多數是天主教國家，特別是法國與比利時，他們是歐洲家庭政策的先驅，其幼兒園的發展可追溯於十九世紀。在當時，這些國家的公共托育目標是，國家試圖加強社會控制，讓各階層的兒童融入民族國家的價值體系。這種國家和教會之間的競爭格局，最終導致了公共托育的普遍主義。（Bahle, 2009）

2.十九世紀30年代，官方計畫開始為二到六歲的兒童提供免費、全天（8:00-19:00）的托育服務，目標是教育孩子秩序、清潔、尊重，使兒童成為「誠實、體面的基督徒」。其後，第一個共和黨政府通過了教學與學校分離的法律，1881年立法成立公共幼兒園，作為自願性的、非宗教的，並與小學融為一體的教育服務，由國家承擔組織與資金責任。（OECD, 2004）

3.法國幼兒園立法於1887年，幼兒園界定為兩歲至六歲幼兒提供托育服務的機構。至1901年，已經有75萬4千名幼兒在六千個私人及公共機構中接受托育服務。但是1903年，政策性關閉了其中60%的私立及宗教托育服務。（Martin & Le Bihan, 2009）

4.法國傳統上，將幼兒托育政策納入更大的領域：家庭政策。法國的家庭政策在歐洲是最明確而豐富的，最初並被視家庭工資的延伸。也因此，有人說家庭政策乃是法國社會保障體系的基礎，正如同貧窮救助之於英國、勞動社會保險之於德國。且由於十九世紀後期的人口低生育率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法國有強烈將兒童視為公共財的傳統，予以公共干預、促進生育，以保障未來的法國公民存續。（Martin & Le Bihan, 2009）

5.1946年開始，幼兒園入學人數再度增加。1951年入學人數達到80萬。1960-70年代，增長持續。1977年，入學人數達到190萬，幾乎全為公立、免費，以回應父母的需求。1980年代因生育率緩步下降，學生人數相對減少，但因此調整了師生比。（Martin & Le Bihan, 2009）

6.公立幼兒園中並沒有師生比的規定，但是因人口趨勢，每班孩子歷年數量是緩步減少的。1960-1980為平均每班42.9名兒童，2001-2002年為平均每班25.5名兒童。（OECD, 2004）

7.在二十世紀初，資產階級家庭往往將孩子送入非公立幼兒園的幼稚園（jardins d'Enfants），但是二戰後，中產階級開始支持公立幼兒園。在二十世紀60-70年代年代，公立幼兒園入學人數達到普及。（OECD, 2004）

Table 1: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in forms of ECEC [in France]（OECD, 2004）

8.三歲、四歲、五歲的法國幼兒，幾乎100%參加免費的公立幼兒園（ecoles maternelles），兩歲的幼兒也有35%參加。目前，幼兒從三歲開始，擁有參加幼兒園的「合法權利」。（OECD, 2004）

9.幼兒園在法國有強烈的輿論支持和合法地位，被視為改善兒童的學校表現和減少社會不平等的制度，是形成法國公民的重要工具、為共和國做好準備，所以所有兒童都應成為政策目標，而不是將公民教育的任務留給家庭。而如今，幼兒園也是協助雙薪家庭，調和工作與家庭責任的制度，在法國人心中是一項非常受歡迎的長期政策。（Martin & Le Bihan, 2009）

10.二十世紀70年代，托育再次成為歐洲的重要政治及社會議題，但這一次的歷史背景完全不同。現在主要的問題的不是教育，而是女性就業。特別是法國，和美國、德國的男性養家模式相比，有一種職業婦女的傳統，故形成有利於幼兒托育服務發展的背景，為其高度合法性打開了大門。其家庭政策的概念可描述為：以工作的父母為榜樣。由於比利時和法國是擁有最「現代化」公共托育的國家，他們在家庭政策方面可謂與北歐國家匯流。（Bahle, 2009）

11.二十世紀70年代，「家庭政策基金」（caisse familiale）仍然持續支持法國公共托育發展。特別是為了3歲以下嬰幼兒照顧和支持女性全職就業，引入一系列明確措施，促進不同類型的集體日托發展，密特朗總統的第一任期（1981年）並承諾增加10萬個日托名額。（Martin & Le Bihan, 2009）

12.在法國，父母照顧［對3歲以下嬰幼兒］仍發揮作用，相比之下祖父母反而不那麼重要。父母照顧的替代方案不是祖父母，而是托育中心，以及高度發達的家庭保母。（Bahle, 2009）

13.在法國，公立幼兒園教育模式的一些特點（長期的假期，授課時間不一定與父母的工作一致），較無法最佳地適應工作父母的需要。（Martin & Le Bihan, 2009）正規公共幼兒園的開放時間以外，父母必須支付額外的托育費用。（Bahle, 2009）在課餘時間，週三或週六下午，幼兒可以參加付費的照顧及才藝服務（recreation center, CLSH）。（OECD, 2004）

14.法國的公立幼兒園完全融入國小教育系統，指導原則、開放時間和行政管理和小學一致。公立幼兒園不收取費用，通常位於獨立的建築物，與小學相鄰。學年內上課時間為8:30-12:00及14:00-16:30。公立幼兒園三歲、四歲、五歲分別編班，混齡較不常見。兩歲孩子多的學校，可能獨立編班，也可能與三到五歲孩子合班。（OECD, 2004）

http://ecole-maternelle-guidel.over-blog.fr/pages/Horaires_calendrier_scolaire-281956.html

一所法國公立幼兒園的服務時間表：

（無週三，藍色為課程，黃色為用餐，白色為課外）

15.法國晚近出現工時延長、工時不規則化的趨勢。這些不斷變化的就業模式也在影響托育服務，托育服務開始緩緩適應這些非標準的工作時間需求。不過，法國1998/2000年的Aubry法案將工時縮減到每周35小時，促進了工時的重組趨勢。雇主開始運用工時減少組合方法（RTT）來回應政策，包括增加休假、縮短每日工時、重組排班等等。雖然工作時間的不可預測性、非典型時間的增加，都導致工作與家庭生活協調的困難，但RTT對於有小孩的母親來說是較為滿意的，可以改善工作及家庭衝突。只是對托育服務的開放時間也是挑戰。（OECD, 2004）

16.師資培訓方面，為了成為2-11歲兒童的教師，已獲得三年制大學學位的人可以參加國家考試，考試失敗率相當高，考科包括法語、數學、科學論文、藝術、體育，以及口試。通過考試的人，再報名參加一年的IUFM專業訓練（約450小時），始得到教師資格。教師是國家雇員，按照教育部公務員制度敘薪。另外有ATSEM (agent territorial specialisé des écoles maternelles) 人員，其資格為持有CAP證書，與教師合作，協助日常清潔、如廁、偕同教學等。ATSEM人員由地方政府雇用。（OECD, 2004）

參考： http://www.grandiravecnathan.com/a-lecole/la-garderie-avant-et-apres-l-ecole.html

您的工作限制並不總是與幼兒園的時間表（8:30 - 16:30）兼容。在家長的要求下，越來越多的市政當局正在建立一個課外托兒服:務，由市政府或協會管理，入學前和放學後的晚上，您的孩子都會受到成年人的照顧。

課外日托完全獨立於學校，工作人員可能包括BAFA、ATSEM證書者，通常每天2-4歐元。

17.近年家庭政策關心的問題本質其實是就業，兒童相關政策其實是管理勞動力的一種方式，例如：引導低技能和失業母親走出勞動力市場，照顧自己的孩子，以及協助受教育、高薪的母親，維持工作與家庭的平衡。對於這個以就業為目標的解決方案來說，照顧品質、幼兒健康、性別平等，反而是比較次要的問題。這也是歐盟力推的「社會投資」戰略的問題，其中心主旨不是提升女性相對於男性的權力地位，而是為了促進女性就業達成的經濟潛力；其中心主旨也不是創造兒童的美好童年，而是動員兒童做為未來的就業者。女性和兒童，都是社會投資體制下的勞動力市場商品，而不是權利的主體。（Martin & Le Bihan, 2009）

18.男性缺乏參與照顧幼兒，在法國的政府議程中也沒有被視為問題。法國公共政策，沒有對於家庭中的文化價值觀和性別權力關係提出具體對策。（OECD, 2004）

參考文獻

OECD, 2004.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Policy in France. Directorate for Education, OECD.

Bahle, T., 2009. Public Child Care in Europe: Historical Trajectories and New Directions, in Scheiwe, K. & Willekens, H. Eds., Childcare and Preschool Development in Europe: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s. Palgrave Macmillan.

Martin, C. & Le Bihan, B., 2009. Public Child Care and Preschools in France: New Policy Paradigm and Path-dependency, in Scheiwe, K. & Willekens, H. Eds., Childcare and Preschool Development in Europe: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s. Palgrave Macmillan.

他山之石-德國

1.德國教育家福樓拜爾（Friedrich Fröbel，1782-1852），於1840年代在德國創辦了幼兒園。但令人驚訝的是，若檢視德國的教育史，會發現德國文獻根本很少提到福樓拜爾，或只有邊際作用。相反的，美國文獻卻將德國的福樓拜爾稱之為「教育史上的太陽」。普魯士甚至曾於1851年發出「幼兒園禁令」，理由是幼兒園會灌輸兒童「社會主義與無神論」，教導「非基督」與「人人平等」的思想。（Baader, 2009）

2.福樓拜爾組織的幼兒園，是民主人士的聚集所。民主人士到海外的時候，也會由彼此的網絡介紹幼兒園。通常，民主革命領導者的妻子，也是幼兒園的經營者。民主革命份子支持幼兒園是因為，這些幼兒園並不是由教堂經營的，而且幼兒園假設所有兒童——不分社會階層或宗教背景，一律平等（這尤其適用於猶太兒童）。也因此，幼兒園的經營成為女性對於民主革命的特殊貢獻。（Baader, 2009）

3.早年德國另一種指責幼兒園的方式是，家庭如此神聖，應將最初的教育留給母親，若提早送孩子上學，會破壞家庭的聯繫。母親送孩子去上幼兒園，當時甚至會指責為「烏鴉媽媽」（Rabenmütter），意指「忽視孩子的母親」。這些思想反應了教會與王權之間的關係，對於19世紀的普魯士帝國而言，撫養子女的決定性標準，是能否「成長為敬畏上帝的人」。所以兒童應該在家庭中撫養和教育，教育是母親的責任，而不是幼兒園。（Baader, 2009）

4.這也是當年福樓拜爾被德國人拒絕，卻受到美國人高度重視的原因。因為美國移民社會中，重要的是融合多元文化、語言背景的孩子們。而家庭無法完成這項任務，所以依靠幼兒園提供幫助。對美國人而言，「公民教育」必須與公眾聯繫在一起，不能單獨由家庭進行。幼兒園正是社會的縮影，能實行一種民主的生活方式。反之，在德國，幼兒園傳統上被視為對家庭的威脅。（Baader, 2009）

5.因此，法國早在19世紀普設3-6歲的公共托育體系，1920年代已有70%的兒童曾經就讀於公立幼兒園。但是在德國，直到1960年代，都只有33%的五歲幼兒有就讀幼兒園的經驗。而且在威瑪共和國時代，已設立的幼兒園基本上都掌握在教會，而不是國家手中。甚至，無論二次戰前或戰後的德國，國家的態度基本上都是——幼兒教育是家庭和母親的責任。若家庭無法發揮功能，則交給教會。無論如何，國家和公立教育機構都不會介入。（Baader, 2009）

6.然而，自2008歐盟制定巴塞隆納目標（3-6歲托育率應達90%，0-3歲托育率應達33%）以來，德國已經對於女性勞參率和幼兒托育率作出大量努力。德國晚近女性就業程度也有顯著增加，2012年，德國女性勞參率為68%，顯著高於歐盟28國的平均值為58.5%。不過，德國女性就業的增加主要是由於兼職工作的增加，女性工作者中兼職工作的比例高達45.6%，相比於男性只有10.5%。（European Parliament, 2013）

7.德國特別是0-3歲托育率，2003年至2013年之間幾乎翻了三倍（2003年為10.4%）。托育率的提高反映了德國近年來，為了協助青年父母所做的努力，包括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提高生育率、減輕人口高齡化。（OECD, 2016a）

8.德國1998年社民黨執政時，由於怕被反對黨批評政府介入家庭，還不敢做太多政策的改革。反而是基督教民主黨，由於1990年代以來女性選民支持度銳減，黨內開始出現應「現代化」的呼聲。加上基民黨總理梅克爾來自東德，家庭部長Ursula von der Leyen則藉由自己是七個孩子母親的身分，推動托育政策，削弱了德國保守派的反對力道。因此2006-2008年，大聯盟政府大幅推動家庭政策改革，投資數十億於托育政策。（Morel, 2012）

9.2012年，德國已經超過巴塞隆納目標的要求，3-6歲兒童有93.4%都在廣義的公共托育服務中就學。這個普及的入園率可以用法定權利來解釋，也就是1996年生效的社會保障法（Social Security Code – SGB VIII, § 24, Art. 1），讓所有3歲以上的幼兒都有接受幼兒教育的權利。（European Parliament, 2013）雖然，這是因為德國1995年總生育率落至 1.25新低點，政府才有意解決公共托育不足問題。但當時，聯邦政府既不提供財務支持，也未明訂托育服務開放的每日時數，所以地方政府礙於財困難，直至1999年才開始執行這項規定。（林怡君，2019）

10.至於3歲以下孩子的托育普及率，2013年三月為29.3%，而根據研究顯示，有39.5%的父母希望給3歲以下的孩子一個可接受的托育服務，這意味著需求和供給之間仍有10%的落差。（European Parliament, 2013）不過3歲以下托育的使用情況，在西德和東德差異頗大，東德為49%、西德為22%。這可以用文化和就業情形來解釋，西德的特徵仍然是保守的男性養家模式，意識形態上希望小孩子由母親來照顧。且在托育服務可用性方面，開放時間方面通常僅限於早上、且不提供午餐，因此托育率成長有限。反之，東德遵循男女平等融入勞動力市場的思維，傳統上的托兒所基礎建設也較為普及。（European Parliament, 2013）

11.對於0-3歲托育，德國先於2005年實施「擴建日間托育服務法」（Day Care Expansion Act），地方政府被要求必須為就業、就學或職訓中的家長，於2010年時提供23萬個托育服務名額，其中有1/3是由合法保姆提供居家托育。2007年再宣示，0-3幼兒的托育是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共同責任，且德國的兒童撫養法（Kinderförderungsgesetz）於2008年生效，明文承諾聯邦和地方政府必須大量創建托育服務；到2013年8月為止，依法必須為3歲以下所有兒童中的35%提供托育名額，折合具體名額為提供75萬個3歲以下兒童的托育服務。（European Parliament, 2013）之後並立法規定，自2013年起，所有家長均有權為1歲以上子女申請公共托育服務。（林怡君，2019）總之，晚近德國如同北歐（例如芬蘭、挪威與瑞典），已經成為少數1歲以上兒童皆擁有托育權利的國家。（OECD, 2016a）

12.目前，德國約花費GDP的0.5%作為公共預算，用於幼兒園（ISCED 02），並花費GDP的0.3%作為公共預算，用於嬰幼兒托育服務（ISCED 01）。總計起來，2013年，德國花費GDP的0.8%作為0-6歲托育的公共預算，與OECD國家的平均水準相同。但低於智利、丹麥、冰島、以色列、挪威、斯洛伐尼亞與瑞典，他們0-6歲托育的政策花費高於GDP的1%。當然，每個國家支出差異，取決於學費成本、國家財政，以及ECEC私人機構的覆蓋範圍。另外，就私人資金而言，德國2013年幼兒園（ISCED 02）的私人支佔GDP的0.12%。大約是學前教育總資金的21%。（OECD, 2016a）

13.德國的托育服務採用「提供者的多元主義」（provider-plurism）。德國的公共托育服務，可以是公共提供者、教會提供者、志願部門提供者、商業機構提供者、以及公司。在2013年三月，全國有52484個托育機構，其中三分之一約17200個機構是公共提供者，其餘67%則為私人提供者。不過，私人提供者中的一半以上約17900個機構，是由教會組織經營管理，特別是基督教會組織Diakonische Werk和天主教會組織Caritas，經營了大量的托育機構。（European Parliament, 2013）

14.2014年，接受正式托育服務的0-2歲幼兒中，有58%進入私人托育，大於公共托育的比例42%。不過，大多數的私人托育，屬於接受政府管理的非營利性提供者。（OECD, 2016a）

15.無論是哪一種提供者，進入德國公共托育體系後，收費價格都與家庭收入直接連動，也就是高收入的父母，必須比低收入的父母繳交更多的費用。不過由於各邦政府的補助規範不同，很難提供可靠的收費金額數據，只能說每月從50歐元到500歐元不等。（European Parliament, 2013）總之，德國ECEC服務的資金分配非常複雜，因為16個州各自負責有自己的資金安排，意味著有16種安排，正如專家所說：沒有所謂的德國托育資金體系！地方政府支付的金額（從30%到83%不等）和父母分攤的金額（總運營成本的10%到20%），這數字在各州之間以及類型之間差別很大。（Note, 2004）

16.德國幼兒園的師生比大約為1:10，比OECD平均師生比的1:14更少。這是不考慮非教學人員、輔助人力的狀況。（OECD, 2016a）

17.德國的ECEC是一個整合系統，0-12兒童托育都由聯邦的家庭事務部（BMFSFJ）主責。相關工作人員接受訓練後，可以從事0-12的托育服務，包括小學階段的課後照顧中心。事實上，多數0-6歲幼兒進入的托育機構，是所謂的混合年齡托兒所（Kindertageseinrichtung mit Kindern aller Altersgruppen）。2016年統計顯示，德國的54871個托育機構中，有超過一半以上（31319個）是為所有年齡層的幼兒提供托育服務的。（OECD, 2016a）

18.由於沒有國家級的品質監測系統，德國托育在品質方面仍面臨挑戰。原因是於該部門的權力下放性質，以及服務提供者的強大自主權。托育的外部品質監測由外部機構評估人員進行，在德國，由於聯邦制不負責處理品質，相關的監測措施是由地方當局負責。柏林是唯一有系統性監測流程的邦，委託專門評估機構對轄內的托育機構予以評估。（OECD, 2016b）

19.2012六月，德國各邦議定，應從聯邦財政與歐洲穩定機制（ESM），取得財政補助金。聯邦政府也退讓，同意大幅增加地方政府的財政支援，以優先建立托育服務設施。（European Parliament, 2013）

20.根據2011年的統計，德國3-6歲幼兒的幼兒園入學率雖高，達90%左右，但其中有一半的幼兒，其實每周入園時數是不足30小時的。因此，使用正式托育服務的訊息，不能回答「需求」是否完全被滿足的問題。托育的實際「需求」，可能受到母親的勞動參與程度、育兒假的存在、其他替代方法如祖父母照顧的可用性等等，而受到影響。（European Parliament, 2013）

21.2012年，德國63%的托育機構在早上7:00到7:30之間開放。不過東德、西德的開放時間差異也頗大，東德81%的托育機構於7:00之前就開放，在這個時間，西德只有5%的托育機構開放。至於關閉時間，西德48%的托育服務關閉於下午16:30，但東德這個時間關閉的托育機構只有10%。而關閉於16:30~18:00的托育機構，在西德是51%、在東德是87%。（European Parliament, 2013）簡言之，德國托育建設的時間問題，使部分女性仍必須留在家中照顧幼兒，或僅能從事部分工時就業。（林怡君，2019）

22.在德國，有資格成為國家認可的ECEC工作者，需要三年的大專職業訓練。而在進入職業學校以前，學生需要接受兩年的育兒助手課程（Kinderpfleger / in）或相關領域的工作與培訓經驗。不過相比之下，德國的小學教師都擁有碩士學位。（OECD, 2016a）

23.總而言之，德國公共托育政策的發展，是基於政治和公眾對於改善家庭、工作平衡的興趣。但令人意外的是，移民兒童、問題兒童的社會融合議題，在公共托育政策發展的過程中僅處於邊緣地位。（European Parliament, 2013）

參考文獻

Baader, M. S., 2009. Private Family and Institutionalised Public Care for Young Children i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1857–1933: An Analysis of Pedagogical Discourses, in Scheiwe, K. & Willekens, H. Eds., Childcare and Preschool Development in Europe: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s. Palgrave Macmillan.

European Parliament, 2013. Barcelona Targets Revisited. European Union, Brussels.

Morgan, 2012. Promoting Social Investment through work-family policies: which nations do it and why?

Note, O. C., 2004.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policy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OECD, 2016a. Starting Strong IV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Data Country Note: Germany. OECD.

OECD, 2016b. Starting Strong IV Monitoring Quality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Data Country Note: Germany. OECD.

林怡君，2019。就業、家庭和通往性別平等的生命歷程體制：比較台灣與德國之政策變遷與生命歷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博士論文。

他山之石-日本

1.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幼兒園和托兒所被分為不同的系統，並造成了長期的雙元化制度。依據「學校教育法」，幼兒園被歸入學校教育體系之內，主要為兒童提供基礎教育，並由文部科學省統籌。幼兒園招收的兒童年齡為3-6歲，母親未就業者。反之，依據「兒童福利法」，托兒所被納入兒童福利制度，且主要是為了必須為生活而工作的母親設置。（Liu & Lin, 2018）

2.至今，日本的ECEC仍是分立的系統，中央的厚生勞動省負責0至5歲兒童的托育服務，而文部科學省負責學前教育（ISCED 02）。雖然自2015年4月起，內閣府開始負責跨年齡的托育機構，它是0至5歲兒童的綜合設置，但厚生勞動省、文部科學省的兩種制度仍然存續。（Liu & Lin, 2018）

3.日本最早的幼兒園起於明治維新時期。在政府的積極推動下，第一所幼兒園成立於1876年，隸屬於東京女子師範學校（御茶水大學的前身，也是最好的日本國立女子大學）。該幼兒園隨後成為各地幼兒園的模範，到1895年，全國已有200多所幼兒園。但是，幼兒園本身並沒有政府的資金支持，主要是由中上層階級家庭，包括政府官員、商人家庭的孩子就讀。（Liu & Lin, 2018）

4.托兒所則是由慈善組織建立，起初是為了照顧貧窮家庭。日本第一家托兒所的建立者，赤澤厚臣（1867–1937）和他的妻子，開設托兒所於新潟的一家私立學校，照顧該校許多學生的弟弟妹妹。且於1909年，政府開始補助慈善組織，運營托兒所。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政府正式成立社會福利局，負責管理托兒所和兒童保護事務。從那時起，托兒所的性質發生了變化，並開始從私人慈善工作轉為公共社會福利，公立托兒所也開始出現於各大主要城市。（Liu & Lin, 2018）

5.2013年，日本的幼兒園總數為12,752所，其中包括51個國家級幼兒園、4695個公立幼兒園，和8006個私立幼兒園。日本的幼兒園和學校制度一致，從4月開始學年，到3月結束。在此期間，孩子們有春假、寒假和暑假。學校開放時間為每天4小時。（Liu & Lin, 2018）

6.幼兒園的家長收費，取決於各學校。當然，國家及公立幼兒園的費用，低於私立幼兒園。但是日本政府一直在努力縮小私立幼兒園，與國家及公立幼兒園之間的收費差距。1975年，日本頒布「私立學校補貼法」，確保私立幼兒園也得到政府補助。該制度是由中央補貼地方，地方補貼各地的私立幼兒園。（Liu & Lin, 2018）

7.根據「兒童福利法」，日本的托兒所由以下幼兒家庭就讀：父母或親屬白天必須工作者、母親過世者、父母之一殘疾者、家中受天災者等等。而且，當一個家庭需要托育服務的時候，父母可以直接向市政府提出申請。市政府調查個別家庭的托育服務需要程度後，即安排幼兒進入合適的托兒所。（Liu & Lin, 2018）

8.托兒所分為私立和公立兩種，私立托兒所可能由NPO、社會福利組織、宗教法人、學校法人經營。2013年，日本共有23,888個托兒所，其中10,641個為公立，13,247為私立。托兒所一年的服務天數約為300天，並沒有寒假或暑假。托育服務時間原則上是每天8小時，但是托兒所可以各自依需求延長時間，因此實際上2015年，日本托兒所的平均服務時間是每天11-12小時。（Liu & Lin, 2018）

9.公立托兒所的經費當然由地方政府支持，但私立托兒所也接受中央及地方政府補貼。父母私人支出的費用，則依家庭前一年度的所得稅額決定，所得高者支付托兒所費用較高，所得低者費用較低。但是，3歲以下兒童的托育費用比大一點的孩子要高，導致許多低收入的工人階級婦女，仍被迫辭職自己照顧孩子，放棄他們的就業機會。（Liu & Lin, 2018）

10.日本大多數的學前教育幼兒（ISCED02）進入私立托育機構，只有27%的幼兒進入公立機構。（OECD, 2017）

11.過去，日本的幼兒園與托兒所之間，有明顯的經濟階層分流。但如今，托兒所的實際就讀家庭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由於愈來愈多的母親開始就業，日本托兒所的功能愈來愈重要。特別是，政府開始試圖提供更多的托兒所，因為托兒所的供應量與品質仍無法滿足需求。反之，日本的幼兒園面臨嚴峻的危機，進入幼兒園的兒童數量逐年減少，原因是中上階層的全職母親數量降低。（Liu & Lin, 2018）

12.日本晚近也出現將幼兒園、托兒所融合起來的一些嘗試，政府於2006年6月15日制定了幼兒園、托兒所一體化的法律：「認定子供園」。所有0-5歲的幼兒都可以參加認定子供園，它為所有家庭提供ECEC服務，無關母親是否就業或在家。認定子供園有四種型態：一、幼兒園及托兒所合作型。二、幼兒園型。三、托兒所型。四、非常規型。截至2014年4月，有1359個認定子供園，其中1107個是私立，252個是公立。但整體來說，日本ECEC的雙重制度問題仍未解決。（Liu & Lin, 2018）

13.日本0-2歲幼兒接受正式托育（ISCED 01）的比率為26%，低於OECD平均值33%。日本3-5歲幼兒接受學前教育（ISCED 02）的比率則為81%，高於OECD平均值69%。（OECD, 2017）（Liu & Lin, 2018）

14.日本2013年，學前教育（ISCED 02）總體支出佔日本GDP的0.2%，遠低於OECD的平均水平。每年平均每名幼兒的支出則為6,247美元，也低於OECD的平均水平8,070美元。每名幼兒的支出當然和師生比有關。另外，日本3-5歲學前教育（ISCED 02）的主要資金來源，是父母自己的私人支出，大約佔整體支出的56%。相比於OECD平均，私人支出僅佔17%，差距甚大。（OECD, 2017）

15.日本3-5歲學前教育（ISCED 02）師生比大約為1:15，比OECD平均師生比的1:14更多。這是不考慮非教學人員、輔助人力的狀況。但實際上，日本幼兒托育在不同年齡層的師生比規定不同，0-1歲師生比是1:3率，1-2歲是1:6，3歲則為1:20，4歲則為1:30。（OECD, 2017）

16.ECEC的品質監測，在日本是一種常見的操作。特別是，ECEC的自我評估是強制性的。不過監測方法沒有國家級制度，而是由地方當局自行規定，因此實際上的監測做為有很大的地區差異。（OECD, 2017）

17.相比於其他OECD國家，日本的學前教育工作人員培訓時間較短。在日本，只要獲得基本認證（短期大學學歷）的兩年培訓即可取得工作資格。（OECD, 2017）

參考文獻

Liu, X. & Lin, C., 2018. History and Reform of Early Childhood Care and Education (ECCE) in Japan, in Fleer, M. & van Oers, B. Eds.,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Springer: Netherlands.

OECD, 2017. Starting Strong IV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Data Country Note: Japan. OECD.

公立幼兒園於學前教育公共化之角色與定位

align="right">全教總幼委會主委 楊逸飛

一、公幼的人力來源、法遵屬性

1.公立幼兒園「教師」主要依照國民中小學教師甄選制度而來，但整體人力仍須看各縣市的財力狀況與未來規劃，決定當年度的正式與代理的比例。

公立幼兒園教師師資來源均依照國家教師甄選制度而來，教師的培育乃透過教育部師藝司的師培科系與教育學程培育，經國家教師檢定與教育實習合格後，方能取得教師證。取得教師證之教師，仍需經過各縣市招聘，通過招聘之後方能進入公立學校任教。

然托整合之後，僅限定大班必須有一教師，因此各縣市開設教師之缺額並不一致，許多縣市會依照財政考量，辦理代理教師，又或者只用最低限度的教師員額，多數採用依勞基法進用之教保員。

2.公立學校教保員每年進行公開招聘，通常每學期辦理一次。

教保員之來源主要為各大學之幼保相關科系，與師資培育的法源不同，不須經過實習與教師檢定，大學畢業之後就可任教。因法源不同教師，所以教保員的甄選通常每學期會辦理一次，通過甄選之教保員方能在公立學校任教。

3.教師相關權益依照教師法；教保員則依照勞動基準法。

因主體性不相同，教師的各種權益依照教師法，教保員則依照勞動基準法。但在課程設計、教保專業倫理準則、幼兒安全照護方面，則依照幼兒教育照顧法及相關子法、兒童及少年福利權益保障法與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等。

4.公立幼兒園於教保服務時間之外，另提供課後留園照顧。

因應社會型態變化，當前公立幼兒園均會開設課後留園照顧班，提供雙薪家庭托育服務，課後留園設置另有相關規定辦法遵循，費用計算公式也是全國一致，但會依照參加如數多寡而變動。但各地區家庭與經濟工作結構不同，因此實際上能否成班，則因地制宜。  

二、公幼的操作依據

1.台灣幼稚園的設置最早由國家發起

回溯台灣幼稚教育的歷史，在臺北市立女子師範專科學校（現今「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前身） 出版的《幼稚教育資料彙編》描述「我國幼稚教育發展簡史」：

「光緒二十八年，張百熙奏定學堂章程，復經二十九年張之洞、榮慶、張百熙等改定，始有蒙養院保育，教導三歲以上至七歲 兒童之規訂。……辛亥革命，民國成立，男女教育機會均等。幼教的機構因民國元年教育法令及民國五年國民學校令而數量 日增……（黃寶珠編，1976：1-2。引用張雪門執筆的『我國幼稚教育發展史』）」

該書第一章第二節另引用王靜珠的 《幼稚教育》內文，並談到：

民國十一年教育部頒布新學制，規定初等教育階段除設高、初二級小學校外，應設幼稚園，收受六歲以下的幼兒。由此可知幼稚園自民國十一年起納入學校系統，正式定為我們學前教育的主要施教機關。（黃寶珠編，1976：6）

日人入臺第三年，1897 年，日人入台第三年出現了「幼稚園」，但是臺灣人幼兒能受幼稚園教育者是極為稀少，因為當時的「幼稚園」是以日人（統治者階級）子女為對象教育制度，是一種權貴的象徵。

2.托兒所的設置也是政府為照顧經濟與農漁民而設

自 1920 年代後期起受西方福祿貝爾思想的影響，同時也受日本國內因應農忙期間協助照顧國民托育幼兒的文化影響，臺灣幼兒教育開始有所變革，農、漁村開始出現「托兒所」。

1945 年 8 月，日人敗戰退出臺灣，國民政府接收治理，光復後三十年臺灣各縣市幼兒從教育的迅速發展。1975 年，臺灣省政府新聞處出版《臺灣光復三十年》統計，將當時的幼兒教育機構分為：政府機關設立、機 關團體附設、私人興辦三大類：(如下表)

1970 年代臺灣幼教機構設置類型表
設置主體	機構型態
政府機關設立	國民小學附設幼稚班 師範學校附設幼稚園 國民小學附設自立幼稚園（班） 農村托兒所
機關團體附設	機關附設（如中央黨部附設育樂托兒所，臺灣銀行辦臺銀幼稚園，各地糖廠、電廠、煉油廠等工廠附設幼稚園）教會附設幼稚園、軍眷區幼稚園
私人興辦

資料來源：熊芷、趙國瑞（1975）。三十年來的學前教育。載於臺灣省政府新聞處（編），臺灣光復三十年（頁伍 - 一 - 六～伍 - 一 - 八）。臺中市：臺灣省政府。

3.學齡前教育如由私人設置，不合民主意義

光復十年，張雪門對於當時臺灣的幼教狀況提出批評：

科舉廢，學校興。學校的制度本來含有經濟的限制。到了現在，民主政體固注重義務教育；可是學齡前的教育，不在義務教育期內。然而卻是人生最重要基本的階段。幼稚園私人設立的收費太高，不是一般家庭所能擔負。在經濟上既無補於民生，而對政治上卻不是民主。（張雪門，1956a）

由此歷史可知，台灣最早的幼稚教育主要由官方興學，多數為政府與機關附設的型態，在興辦的思想上面本於民主，學前教育該具備有平價的特性，倘由私人興辦，則不符民主思想。

4.幼托整合確定公立幼兒園的操作依據

幼稚園的起源雖以貴族教育為主，但隨著光復期間的經濟教育需求，已逐漸轉為平民化，托兒所則更本於照顧國民的基礎而興辦。

最後，回顧幼托整合當時整體的研議方向與目的，主要考量因○至六歲幼兒對教育及保育之需求是無法切割，應統一權責，且希望促成其一的幼托教育品質，健全幼托機構。

綜合以上，幼托整合之後的公立學校型態，乃是順應於歷史與民族的發展脈絡而來。

三、公幼在學前教育公共化中的優點

1.營運成本風險低，長期來看，建物設備具有回收效益。

公幼的成本由社會均分，其營運風險與效益均由全體國民承擔，為公共化最重要的特質之一。同樣是建設硬體空間，但因營運風險較低，能長期穩定提供幼兒教育，相較私人興辦，建物成本的回收效益其實較高。

2.設施設備與人事相關法規均依照國家標準，違法性極低

如同國民教育階段，公立幼兒園在設備與人事法規方面，因為沒有利益成本的考量，所以就能嚴格遵守國家訂定的相關標準，違法性極低。私人辦學的幼兒教育，容易因為要爭取最大的獲利空間，而壓縮教育成本，也容易因此遊走在法律邊緣，降地教育品質。

3.財務狀況透明單純，不易產生弊案

學校教育是國家基本政策的重要環節，公立學校的財務狀況每年均有國家會計系統監督管理，亦有結構嚴謹的人事結構，能避免在財務上能做到透明公開，並經社會檢驗。

4.不受市場波動影響，能穩定所有公民的教育經濟成本

公立學校基於國家體系的責任，需要提供所有公民一定程度的教育經濟成本。倘若以私人興學，各項成本物資均與市場波動有高度相關，且易漲難降。但公立學校的營運狀況基於國家責任，不會因經濟狀況而大幅變動，所以能有效穩定公民教育的經濟成本，讓所有人都能負擔得起教育。

5.公立幼兒園的優先性，能滿足國家照顧一般與弱勢族群的目的。

回顧幼兒教育的整體發展與台灣過去的幼兒教育歷史，國家本於照顧弱勢的責任，理當優先提供給弱勢族群相關服務，而公立幼兒園的起源也與此精神相符，當前的國家政策，亦規定對於各類的弱勢族群應優先招收且零拒絕，因此公立幼兒園自然是國家落實教育平權的重要媒介。

6.公立幼兒園基於國家經營，對於政策法令有充分的履行義務，有利國家推展重要教育方針。

國家在推行各種政策法令的時候，公立學校因受雇於國家，因此自然以優先執行國家政策做為首要任務，在各項課程與法規的推展上均能跟隨國家的教育方針。

7.公幼的教保服務人員職場與勞動條件保障高，有助於整體園所文化的經營。

公立幼兒園因職場環境與勞動條件保障較高，所以教保服務人員的流失率及替換率遠比私立機構低很多，低變動的教保服務人員，對於幼兒照顧與發展是有極高的正面幫助，同時也有利於幼兒園教保服務品質之經營與發展。

8.國家有緊急狀況需要調度配合時，公幼的支援與調度性高。

108學年度因應新型冠狀病毒影響，許多公立幼兒園均依照政府的指示，進行各項防疫的措施與控管，確保幼兒在校的安全。由此可知，除了對教育的穩定性之外，公立幼兒園亦能在國家緊急時刻，扮演調度與支援性的角色，始對教育影響降至最低，並促進國家公共安全。

 

四、公幼在學前教育公共化中的限制

1.空間場地多設置在公家單位，場地盤整須與其他公立單位協調。

公立學校因為主要設置在公家單位，在增設場地時，難免需要通盤考量其他部門的各項需求，因為除了幼兒教育，還有其他階段與各項社會福利的推展要進行。國家在增設公立幼兒園時，時常需要進行跨部門的協商，要與其他相關單位取得平衡。

2.公立幼兒園領導者的雙重身份，直接影響辦學理念

公幼多附設在國小/國中底下，國小/國中校長不見得能勝任負責人職務，且一校兩制，當小學/中學與幼兒園之利益相互衝突時，校長角色影響重大。回顧台灣過去的幼兒教育發展時，早期日據時代幼稚教育的師資均由國小教師擔任，但後來就曾因為缺乏相關管理與學前階段專業人才，導致幼稚教育階段中斷，讓私人興辦。

3.公立學校推展與易受執政者意識形態影響

公立學校是國家落實教育機會均等的重要措施，因此很多的業務推展都是依照政府單位，所以換句話說，公立幼兒園的運作會直接與執政者的意識形態有所關連，倘若國民未能做好民主的監督，公立學校則可能成為國家宰制國民的另一種方法。

 

五、公幼兒本估算

公幼幼兒園成本比較分析試算(年度)

A組規模(兼任主任無特幼班)-4普通班120位幼兒。(單位：新台幣)

項目	內容	費用	數量	人數	小計
人事費	教師兼主任	51,435	14.5	1	745,808
	教師兼組長	49,995	14.5	1	724,928
	教師	46,135	14.5	2	1,337,915
	特教老師	47,935	14.5	0	0
	教保員	36,080	14.5	5	2,615,800
	特教助理員	27,434	12	0	0
	契約進用廚工	24,879	13.5	1	335,867
水電能源費	水費	4,000	12		48,000
	瓦斯費	2,200	12		26,400
	電話費	3,000	12		36,000
	電費-旺季	50,000	6		300,000
	電費-淡季	20,000	6		120,000
業務支出	業務費	75,000	1		75,000
	辦公文具	12,000	1		12,000
	事務機耗材	55,000	1		55,000
	水電維修	60,000	1		60,000
	修購置費	120,000	1		120,000
材料費	教保材料費	2,400	1	120	288,000
	日常消耗用品	600	1	120	72,000
	藥品費	70	1	120	8,400
餐點	餐點費	50	250	120	1,500,000
土地建物	土地建物 (政府所屬， 不列入成本)	0	0	0	0
一年合計					8,481,117

• 本表非官方代表數據，僅為現場成本預估，僅供參考。

公幼幼兒園成本比較分析試算(年度)

B組規模(專任主任與特幼班)-6普通班180位幼兒，1特幼班8人。(單位：新台幣)

項目	內容	費用	數量	人數	小計
人事費	專任主任	48,435	14.5	1	702,308
	教師兼組長	49,995	14.5	1	724,928
	教師	46,135	14.5	4	2,675,830
	特教老師	47,935	14.5	2	1,390,115
	教保員	36,080	14.5	7	3,662,120
	特教助理員	27,434	12	1	329,208
	契約進用廚工	24,879	13.5	1	335,867
水電能源費	水費	4,000	12		48,000
	瓦斯費	2,200	12		26,400
	電話費	3,000	12		36,000
	電費-旺季	50,000	6		300,000
	電費-淡季	20,000	6		120,000
業務支出	業務費	75,000	1		75,000
	辦公文具	12,000	1		12,000
	事務機耗材	55,000	1		55,000
	水電維修	60,000	1		60,000
	修購置費	120,000	1		120,000
材料費	教保材料費	2,400	1	188	451,200
	日常消耗用品	600	1	188	112,800
	藥品費	70	1	188	13,160
餐點	餐點費	50	250	188	2,350,000
土地建物	土地建物 (政府所屬， 不列入成本)	0	0	0	0
一年合計					13,599,935

• 本表非官方代表數據，僅為現場成本預估，僅供參考。

非營利幼兒園的軌跡

align="right">全國教保產業工會 理事 陳惠菁

一、台灣托育照顧的問題

• 1950-1960年，是以出口導向的工業化產業型態，農村人口移往都市，核心與雙薪家庭增多，婦女外出就業率提高，全日托園所因應而生。

• 當時政府面對社會的改變，並未有長遠、完整的托育政策規劃，採取家庭主義中心觀，假設每個家庭都有能力對其所有成員提供照顧，國家只在家庭資源不足時，才扮演替代性角色，忽略不同形式家庭的需求。

• 政府不願承擔托育照顧責任，自然這問題就會由個別家庭和托育機構來承擔，也因此，讓台灣的幼托環境有機會往市場化、商業化發展，教保工作者與幼童就成為犧牲者。

• 政府放任的態度，讓私立幼稚園在1961年至1981年這二十年期間逢勃發展，長期下來形成台灣托育環境公私比例(公立30％、私70％)嚴重失衡，這樣的失衡狀態也就從80年代持續至現在。

• 以營利為主導的幼托環境，有三大困境，收費昂貴、品質不良、教保人員薪資太低。其結構性關鍵問題，在於國家與社會將幼托服務視為營利事業，使得園所只追求利潤而超收幼童，師生比不足，且壓低人事成本，迫使教保人員超時、超量工作，或是一人身兼數職，無法有效的進行安全管理機制，甚而忽略孩子的安全福祉，影響照顧品質。

• 在這樣的背景下，基層教保組織和婦女團體希望透過推動幼托公共化，將我國的托育政策由個別家庭負擔朝向由政府負起幼托照顧責任的方向邁進。

• 也就是政府須提供普遍性、平價性、近便性的公幼或公辦民營的幼托機構來滿足一般家庭的托育需求，減輕民眾的托育負擔。

• 同時，提高公共化幼托機構的比例，改善教保工作者的勞動條件，與專業自主性，如此才能提升照顧品質。

二、五甲社區自治幼兒園

在民間團體的倡議下，2006年12月11日，台灣第一所公辦民營的幼兒園「五甲社區自治幼兒園」開幕，這是內政部於2002年推動的「社區自治幼兒園實驗計畫」，因私立幼托業者團體阻擾而暫緩，後來在基層教保組織和彭婉如文教基金會合力奔走之下終於在高雄鳳山五甲社區實現，也是政府落實托育照顧服務的第一步。

三、友善教保服務實驗計畫

2007年12月3日教育部依據「五甲社區自治非營利幼兒園」模式推出「友善教保服務實驗計畫」，結合公部門與民間力量，提供易於負擔且品質優良之教保服務，以減輕一般家庭的育兒負擔，也就是目前非營利幼兒園的前身。

四、非營利幼兒園實施方案

• 在各方團體的努力之下，2011年6月29日《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三讀通過，將政府應提供幼兒優質、普及、平價及近便性之教保服務的責任明確入法，且於第九條賦予非營利幼兒園設立的法源基礎。

• 2014年01/01教育部推動「非營利幼兒園實施方案」，於臺北市、臺南市、高雄市及新竹市先設10園。2015年01/01教育部開始於全國推動「非營利幼兒園實施方案」，預計2014至2018年共設置100園。

五、非營利幼兒園是~

• 政府委託公益法人或公益法人申請興辦
• 不以營利為目的
• 平價學費是家長能負擔的
• 收托時間更符合現在家庭的需求

六、非營利幼兒園可以~

對幼兒而言

• 教學正常化

教保服務人員熟悉幼兒的生活經驗與發展，並依照幼兒的年齡與需求，設計適合幼兒學習的課程，讓孩子快樂學習。

• 以帶好每一位幼兒為目標

關照弱勢幼兒，提供平等尊重的 教育環境，讓每個孩子都可以享有均等的機會，學習尊重彼此的差異。

對家長而言

• 提供教保服務的多元選擇。
• 減輕經濟負擔。
• 滿足較彈性的托育時間需求。
• 社區在地化，近便的托育場所，降低家長壓力及幼兒安危。
• 建立幼兒、家庭與社區的網絡，建構夥伴關係。

對教保服務人員而言

• 勞動條件，依勞動基準法及其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可穩定師資品質，確保優質教學。
• 薪資福利待遇，由政府提供適宜的薪資級距，統一規範，可確保生活基本保障，安心就業。
• 友善職場，在政府與公益法人協力合作下，提供平等、尊重的友善職場，確保在身心平衡的環境下工作。

七、非營利幼兒園的困境

• 政府為了快速達到量的提升，對於公益法人團體難以把關，以至於目前承接非營利幼兒園的公益法人有許多是由補習業者、私立幼托業者或出版商等等營利團體所成立的，已失去非營利的意涵。

• 非營利幼兒園的規格，只適合都會區，以至於偏鄉的托育問題依舊無法解決。

八、事實上，現金補助才是這二十年來台灣托育照顧的主要政策

• 國家長時間低度投入幼兒照顧領域，已形成私部門主導的優勢，以致後來政府雖想擴張公立幼托機構，卻頻頻遭到私立幼托業者勢力的威脅。私立幼托團體的組織和動員能量遠遠大過婦女和基層教保組織團體，再加上，政治民主化使得政黨和政治菁英對於政治利益的考量勝於人民福祉，也讓私立幼托團體有機會透過利益遊說和動員方式來影響政策的決議與執行。
• 所以2000年陳水扁背棄其普設平價社區幼兒園的競選政見，實施幼教券，現金補助政策就成了歷任政府這20年來滿足家庭育兒需求的主要策略，蔡英文政府甚而濫用民間團體所形塑而成的幼托公共化概念想掩飾其補助之實。可見，不論是國民黨或民進黨執政，在政策推行的過程通常政治/政黨利益的考量大於人民的福祉利益，以致於公共化政策的推行相當緩慢。

九、現金補助不是幼托公共化

• 幼托公共化政策的主要精神是，政府運用公共資源來提供人民「實質的措施」以縮小因為家庭、階層所產生在養育上的不公平，真正改善台灣長期以來幼托環境公共量不足和分佈不均所造成的問題。

• 現金補助的結果，不僅排擠了公立幼托體制擴充的預算，同時，更將台灣的幼教環境推往營利的方向，間接鼓勵大型連鎖的托育機構迅速發展擴充，形成惡性競爭與市場壟斷的狀況，造成小型優質的幼托機構逐漸倒閉，不只家庭托兒的負擔並未減輕，並且對於幼托品質產生負面的影響，以致，這幾十年來，超收、師生比不符、任用不合格教保員、虐童、未立案等等現象已成為幼托機構的常態。

幼教免抽籤公民連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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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推動我國幼教免抽籤與學前教育公共化」連署

台灣亟需建立幼教免抽籤與學前教育公共化的制度，才能及早提升幼兒發展、支持家庭兼顧工作與育兒、保障教保人員勞動條件、緩解少子女化問題。更重要的，幼兒教育應該是一種權利，而非個人投資。我們有權利要求優質、平價、普及，著重公共利益的幼兒教育！

本人贊同：

要求新當選政府應提出兩期的四年計畫，達成：

• 學前教育2-5歲的主要型態為公共服務，所謂公共服務應該符合三個規準：平等取得、公益規準、政府負擔。餘下的高端私幼，則提供所得稅率適用20%以上的家庭。
• 學前教育不管在國土何處，只要人民提出需求，政府有提供義務，不必抽籤。

為此，政府應：

• 未來依《教育經費編列及管理法》，新增的教育經費，應優先投入學前教育公共化。
• 建立國家級基金，跨年推動學前教育公共化。
• 目前的準公共化不符公共服務的三規準，應予調整，使資源挹注於學前教育公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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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亟需建立幼教免抽籤與學前教育公共化的制度，才能及早提升幼兒發展、支持家庭兼顧工作與育兒、保障教保人員勞動條件、緩解少子女化問題。更重要的，幼兒教育應該是一種權利，而非個人投資。我們有權利要求優質、平價、普及，著重公共利益的幼兒教育！

本人贊同：

要求新當選政府應提出兩期的四年計畫，達成：

• 學前教育2-5歲的主要型態為公共服務，所謂公共服務應該符合三個規準：平等取得、公益規準、政府負擔。餘下的高端私幼，則提供所得稅率適用20%以上的家庭。
• 學前教育不管在國土何處，只要人民提出需求，政府有提供義務，不必抽籤。

為此，政府應：

• 未來依《教育經費編列及管理法》，新增的教育經費，應優先投入學前教育公共化。
• 建立國家級基金，跨年推動學前教育公共化。
• 目前的準公共化不符公共服務的三規準，應予調整，使資源挹注於學前教育公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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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日理萬機，十分抱歉，暫時無法關注

□會關注此議題發展，但非目前個人投入的優先要項

□願意簽署承諾書，可以考慮部分的合作協助

□願意簽署承諾書，並積極參與此議題推動

□願意簽署承諾書，並將納為個人政見，引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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